人才是第一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新时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需要一批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高端人才。但是，目前培养出的涉外法治人才存在实践应用能力不足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培养计划内容扁平化，法学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侧重讲授国内法，对国际法、比较法的教学和研究还比较薄弱，缺乏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课程。二是人员与资金相对匮乏，具备国际视野、实践经验、语言能力、学术背景、教学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的涉外法治方向的高端师资力量短缺。同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资金有限，影响了国内外教学资源的引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三是课程体系重理论轻实践，国内对实践能力教学的重视度还有所欠缺，课程设置未能与实践较好结合，法律实践课程教学形式也较为单一，导致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不足、纠纷解决实战技能较弱、创新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偏低。四是校内外衔接合作不足，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衔接性不强，致使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出现平台少、资源整合不够、见效慢等问题。此外，国内高校与国外法学院校的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为通过培养涉外法治高端人才促进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促进国家间的法律交流与合作、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等关键领域有效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我们需要优化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实践能力，拓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渠道，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为此，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推动法学教育改革，健全涉外法律教育体系。要加强国际法学科建设，增加国际法、比较法、涉外法治、国际关系等课程在法学教育中的占比，提升法考国际法考题比例，在法学类核心期刊开设涉外法治专栏，在高等院校开设涉外法律专业和模拟实践课程，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要加强国别法教学研究，鼓励学生掌握特定国家的法律文化与制度，以科研项目的形式撰写国别法研究报告。要探索联合培养模式，支持国内院校间举办“法学+外语”培养项目，支持国内院校与国际知名法学院校开展交换计划、暑期交流、短期访学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涉外法律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加强涉外法治师资建设，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要进一步完善涉外法治教师团队的选拔、培训与管理机制；建立高校教师与实务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增加高校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的机会，另一方面聘请实务界专家进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论证、实务教材编写、实践经验教学全过程。要实行多元化教师评价标准，优化奖励激励、资助补贴机制，保障教学效果。要广纳天下英才，从国外引进知名国际法专家加入教学团队。要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室、涉外仲裁模拟实验室等，着力研究具有重大价值的涉外法治专项课题。 坚持实践能力导向，精准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要畅通国家重点支持领域的涉外法律工作、交流与实训渠道，让学生通过在国际组织、驻外使领馆、跨国公司、律师事务所、政府部门等机构实习，通过分析国际法律案例以及参与国际模拟法庭、国际仲裁庭等活动，积累涉外法律实践经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要加强对外交、商务等领域一线实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依托高校举办涉外法治专题研修班，聚焦涉外法治实践中的专项领域，邀请国内外知名法律专家和一线实务人员授课，提升培训效果；通过参加国际法律会议、交流项目等方式，拓宽国际视野。 统筹多元联动与内外协同，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多元联动，即政府、社会、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政府可以出台鼓励和支持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建立国际法律教育联盟、涉外法治人才交流中心等平台，推动和资助联合研究、短期交流等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强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监管。社会可以整合资源，鼓励企业等非高校机构积极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与律师事务所、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专业机构建立合作。高校可以有效利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平台和资源，加强师资交流、学生交换、研究合作。内外协同，即加强国内与国外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国内高校可以与国外高校共同合作开发课程、共享教学资源，推动国内教师出国访学和进修，同时接收国外优秀教师前来交流，开展国内外学生的交换项目，为学生提供海外学习、实习机会，从而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西部法制报】理论研究丨探索加强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培养之路 https://esb.xbfzb.com/html/2024-09/24/content_20401_1323211.htm

党建引领聚合力，凝心聚力助和谐。为切实加强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提高居民群众金融诈骗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9月5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党支部与西安银行雁塔党支部举办党建共建签约活动，联合明德门派出所举办金融防范与反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双方对各自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和业务基本情况进行介绍，交流双方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并就下一步如何建立良好的联建长效机制展开深入探讨，双方签订党建联建协议书。紧接着，银行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了金融基础知识和投资风险防范等内容，剖析了非法吸存揽储、电信网络诈骗、非法代理维权等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常见行为。随后，民警以案说法，提醒居民一定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而“因小失大”，防止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通过此次活动，三方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广泛凝聚共识，深化为民服务，增强了辖区居民的金融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接下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用，努力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赵彬 【华商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开展“党建共建”签约和金融反诈宣传活动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11458716450554405/?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725614794&use_new_style=1&req_id=2024090617263361EF30796D6930A6E449&group_id=7411458716450554405&share_token=FF929B9E-6B8E-4EF2-8A11-72D0DCA4AF6A&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2&source=m_redirect&wid=1726651663027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出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与党的二十大精神一脉相承，又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进行了创新发展，成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首先，要深刻洞悉创新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深刻认识三者的不可分割性，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人类现代化历程表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统一于创新，三者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科技助力教育改革发展创新，提升教育水平；人才是教育和科技进步的智力支撑；三者之间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互为支撑，必须一体部署、统筹推进、协调发展。 其次，要充分认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战略意义和内在要求。迈上新征程，以改革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尤为迫切。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通过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方能走出一条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浪潮、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要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突飞猛进，既是科技实力、人才实力、综合国力的比拼，更是制度机制的较量。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发挥制度优势，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贯通；教育、科技、人才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要“三位一体”推进改革，从体制机制上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再次，要构建协同联动的重点任务落实机制。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突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要紧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大力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健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着力推进育人方式变革；二要紧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加速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三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在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方面建立突破计划，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聚焦破解产教深度融合这一难题，推进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试点示范和标准建设；四是要着力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机制。坚持“四个面向”，构建适应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型举国体制、适应科技强国建设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在事关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关键领域发挥好国家实验室核心和龙头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加强建制化体系化科研攻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担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合力产出更多基础性战略性成果；在事关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争领域，发挥好科技领军企业对创新链产业链的牵引整合作用。二要优化国家科技资源统筹配置。实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分类管理的组织模式，建立地方、企业重大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新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和组织化实施，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三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源头创新能力，提升原始性颠覆性创新成果供给能力；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四是加强制度性开放，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要着眼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的有效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二要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西安日报】魏奇：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https://xafbapp.xiancn.com/app/template/displayTemplate/news/newsDetail/50697/6968983.html?isShare=true

当地时间9月10日，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中国和16个拉美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将以“文明多样性与人权实现路径的选择”为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和拉美进行人权对话，正逢其时、恰逢其势。”受邀参会的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与拉美远隔万里，在人权实现路径选择上有相似、共通之处也存在诸多差异。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拉美相距万里，为何能实现人权对话？ 马朝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正逢其时。今年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在此基础上，中拉之间加深各领域各层级的对话，都顺理成章。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创下新纪录，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器。世界秩序的重组不再单方面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国和拉美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代表，有需要也有必要开展更深入的对话交流。 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恰逢其势。人类文明是由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了各自的文明形态。当今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发展进程，不同程度上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各文明形态并无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些国家将所谓文化差异描绘为“文明冲突”的观点，其底色是传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个别国家习惯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对包括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指点点，其实质仍是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文明多样性是无法消解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儒家传统的“和而不同”理念，其对当今国际交往、人文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马朝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一直所追求的“和”并不是随波逐流、相互依附之“和”，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多样性之“和”，这也就强调了“和而不同”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理念，萌生于距今28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辩，主要代表人物是史伯和晏婴，在此基础上由孔子正式提出了“和而不同”概念。 《国语》记载，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左传》记载，晏婴曾以和羹为喻劝谏齐景公，提倡君臣之间应该存在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只有互相启发、协调和接纳，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成为儒家的核心主张之一。及至后世，“和而不同”理念更是被广泛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和处理外交关系的活动之中，其内涵也在随着社会客观环境和主观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审视“和而不同”理念，可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尚和精神、矛盾思维、包容态度和重义轻利四个方面。 首先是尚和精神。“和而不同”理念的价值取向是“和”，实现“和”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不同”。尚“和”精神不止于春秋、不止于儒家，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了串联始终、总揽各方的重要作用。墨子之“兼爱”、老子之“无争”、庄子之“天人合一”，最终都是将“和”的状态作为追求目标。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和”逐渐拓新出中和、和平、和谐等等内容和含义，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标识。 其次是矛盾思维。从史伯开始，“和而不同”就逐步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一是承认“和”且认同多元状态，甚至将“不同”看作“和”的必要前提；二是认同多元并非是各自对立、隔绝或完全同质的多元，而是在多元互动中提倡相互交流、促进与转化；三是在实践目标上追求稳定与发展，即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争取达到“和”的目的与指向。 再次是包容态度。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要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而不能忽略他人感受，将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强行推广。对他人感受和行为的尊重，既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个体自主选择权利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更获得包括广大拉美人民在内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出身的人类共识，成为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金律”。这种包容态度在外交实践中也有深刻体现，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汲取着其他国家与文明的优长，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对不同国家与文明差异性的尊重和接受，促进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 最后是重义轻利。从“和”“同”之辩到“和而不同”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人格化、实践化的过程。其中，道德品格的实质就是重义轻利的正确义利观。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秩序与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君子人格同样是一个政党、社会、国家所追求的高尚品质，中国提出并倡导的正确义利观获得广泛国际认同，证明其符合时代潮流。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拉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文明多样性，选择适合自身的人权实现路径？ 马朝琦：一是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间交流合作，让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借鉴吸收了南亚文明、中亚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有益成分，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构成要素。 今天，以中国和部分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格局变化，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只是西方的，也是非西方的；不仅有亚洲的，也有非洲的、拉美的，同时还有中东的。开放过程中的各国各地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必须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 以民主与人权保障制度为例，各国的民主和人权实现路径和制度设计，成长于各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都是民主和人权的不同体现。世界各国需要在承认民主和人权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同时，承认民主和人权形态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互鉴。此为一。 二是通过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形态的汇聚和融通，在更高层次上升华为新的多样性，以此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互鉴，首要的是改变西方中心主义把控话语权的现状，让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启蒙运动曾产生重要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曾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智慧；中华文明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文明形态长期和谐相处，从中汲取养分。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客观实际，也有利于全球意识下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应当尊重世界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倡导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保护各民族文化个性，维护文化主权。 最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纯粹独立的文明形态已不再可能，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明的多元共存。中华文明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明形态。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始终认为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民主与人权发展道路，愿同世界各国、各文明形态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受访者简介：马朝琦，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4部，参编学术著作3部。 【中国新闻网】我校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https://mp.weixin.qq.com/s/KHE9xiLBDg3Z2LekqvFg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