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权”合一是“村官”选举乱象的根源——访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教授 　　记者：近期频频见诸于媒体的“村官”选举问题，又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有的认为直选是产生问题的根源，有的认为村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有的认为来自选举之外的干扰太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周户：“村官”选举的种种怪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今年的事情了，事实上最近几年，一到“村官”换届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报道。当然对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有一定道理，我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和直选有关系，但直选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是我们国家民主进程中的一大进步，这种民选较之传统的任命制要在现实中更有效益。 　　记者：那您认为“村官”从以前的不起眼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利益驱动，导致这些人热衷于当这个一村之官。　　王周户：问到这个问题，我想给你作个比较。在我们国家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居委会的选举没有出现过像村委会选举这样的事情呢？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相同的职责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意见；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村委会同时还承担着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管理村级财务，这种集体财产权和公共管理权的合一使“村官”炙手可热，以及村官选举乱象纷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记者：看来，乱象的根源就在于后面有土地收益权和公共管理权，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前赴后继。　　王周户：对，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因为他的土地收益率就会更高，土地变现的机率也更高，所以这种村官选举投入成本大的地方，往往都是城市周围的城中村或者村上有矿产资源、村级经济发达的村子。 　　记者：既然根源找着了，怎么样去防止和杜绝这种现象呢？　　王周户：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公共管理职能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设立专门的一个组织或者个人来行使集体财产权，就像企业的CEO（职业经理人）一样，对村委会负责，而村主任只负责管理好本村的公共事务，不得插手集体财产管理。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真正实施起来可能还得个过程，但这应该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保证群众自治，而不是演变为一人独治。 　　记者：听起来这样的制度似乎更可行，也很有操作性，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疑问，难道真的没有那种真正想为民办事，回报乡里，带着乡亲们共同富裕的人吗？　　王周户：当然不能否认这种人，事实上也可能有，还很多，但如果因此而不去设立制度去规范，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冒险。如果某个人他是所谓的能人，他也很想回报乡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那他也得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用个人的财产和能力带全体村民共同致富，但是不能实行对等，就是不能要求属于集体的财产和资源同样地去支持个人企业的发展。比如香港也有很多企业家去参与集体组织的管理，但必须是纯义务的，这个有严格规定。 　　记者：那么在现有的状况下，怎么去规范和监督村级组织以及村官个人，让他们更好地为村民和村集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呢？　　王周户：事实上村一级集体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公权力，怎么去规范和约束，这是法律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村集体组织财务上的一些犯罪问题，法律上有规定，但是在构成犯罪之前的运作过程谁来监督，这个还是空白。目前所实施的村务公开是有所作为，但是显然还很不够，这就容易给一些所谓的能人钻了空子。不管怎么说，从长远来看，需要尽快规范农村选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间越久越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进程，并因此而破坏普通村民的参选信心。 （本报记者 贺小巍）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左)與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康寶奇簽署見習法官助理實訓基地協議。西北政法大學提供 【本報駐陝西記者熊曉芳西安電】主修法律的內地大學生人數已超過30萬人，但西部地區法律人才稀缺且缺乏實踐經驗的局面仍未改善。為了提升學生的法律素養，西北政法大學與西安市司法機構簽訂協議，規定每年派逾千名教師和研究生進入各級司法機關進行為期半年的掛職或實習。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接受訪問時表示，該校從去年開始規定法學課程的教師須具備1年以上基層司法機構的實踐經驗；研究生則要到基層擔任半年見習法官助理或檢察官助理。至本月止，西北政法大學已有13名教師赴西安市雁塔區法院掛職。 西安市雁塔區法院院長劉福榮坦言，基層法院人才匱乏的問題一直存在，大學法律教師到法院掛職，提升了該院法官的理論知識水平；法院亦破例允許教師們列席審判委員會，讓他們獲得更多一手信息。 已在該院擔任法官助理近1年的副教授舒洪水表示，實踐對教學科研的改善有極大幫助，為他日後的教學和科研提供了大量詳實的案例，並計劃對與這類多發案件相關的法律知識進行重點研究。 文匯教育 建全國一流教學研究型政法大學— 西北政法大學 西北政法大學地處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中國西安，是一所以法學為優勢和特色，哲學、管理、新聞、公安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高等學府，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按大區設置的全國五所政法院校之一。學校辦學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校園環境優美，學術氣息濃郁，教風嚴謹，學風良好，是廣大青年學子求學深造的理想之地。 辦學歷史悠久 辦學條件良好 西北政法大學的前身是1937年的陝北公學和1941年的延安大學，1951年正式建校，開始普通本科教育，1979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經過70多年的建設與發展，學校現已成為國家培養法學和其他社科類高級專門人才的重要基地，是西北地區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及法學信息資料中心，是陝西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學校現有雁塔、長安兩個校區，佔地面積1347畝，校舍建築總面積50萬餘平方米；有民商法學院、經濟法學院、經濟管理學院、行政法學院、新聞傳播學院等14個學院；教學儀器設備總價值5000餘萬元；建有法律實務、物證技術、現代傳播等6個實驗實訓中心，16個專業與基礎實驗室；設有雁塔、長安兩個圖書館，共計藏有法律、經濟、文學、藝術等各類圖書170萬餘冊，中外文報刊近3000種；校園網覆蓋兩個校區的所有教學、辦公及師生活動場所；建有電子圖書系統和計算機網絡服務系統，公共後勤服務系統完善。 學科力量雄厚 科研實力強大 學校設有法學、哲學、經濟學等23個本科專業，其中法學是名牌專業，哲學、行政管理是特色專業；有哲學、經濟學、法學理論、法律史學、刑法學、民商法學等21個碩士學位授權點，擁有法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具有在職人員同等學歷申請碩士學位授予權；有10個省部級重點學科；有若干國家級、省部級精品課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建有國家認證的司法鑒定中心。學校面向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港、澳、台地區招生，具有留學生招收權，近年來招生第一志願錄取率在95%以上，現有各類在校學生兩萬餘人，其中研究生3000餘人。 學校注重提高教學質量，確立了育人為本、質量為要、注重實踐、勇於創新的人才觀和質量觀，構建了課堂教學、實驗實訓、科研訓練三位一體的教學模式。學校制定了系統的教學基本建設標準，完善了教學管理制度，在國內較早推行學分制管理和教學全過程管理，強化實踐教學、案例教學，診所式法律教育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學校在2001年、2007年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中均獲得優秀結論。 學校高度重視科學研究，崇尚學術自由，學術氣氛活躍。現設有若干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法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學科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國傳統價值哲學、死刑問題、法律價值問題、先秦法律史等學術領域的研究居於國內領先地位，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近年來，學校承擔國家和省部級重點科研項目數百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40項，公開發表與出版的學術成果近6000項，獲得國家和省部級優秀教學和科研成果獎近百項。學校《法律科學》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是中國法學核心期刊之一，2006年被評為全國人文社科學報30佳。 學校現有專任教師800餘人，其中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佔專任教師數的51%，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教師佔專任教師數的53%，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數十人。 開放式辦學 育國際化人才 學校在長期的辦學實踐過程中，確立了開放式辦學的理念，堅持培養基礎紮實、知識面寬、實踐能力強、富有創新精神和國際化視野的高素質人才。學校積極開展廣泛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先後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等國家的40多所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交流與合作關係，並與美國等國家的大學合作辦學。近年來邀請了一大批國外著名學者、司法官員來校訪問、講學，成功舉辦了大量國際學術會議，提高了學校的學術知名度和影響力。辦學70多年來，學校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10萬餘名優秀的畢業生，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制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前，學校秉承「嚴謹、求實、文明、公正」的教訓，堅持「質量立校、特色興校、人才強校、依法治校」的思路，向著建設全國一流的教學研究型政法大學而努力奮鬥。

本报讯 （实习生 颜薇 记者 张梅）西北政法大学为了方便学生及时掌握就业信息，拓宽就业渠道，学校毕业生就业办公室利用校内就业网和手机短信平台，及时发布招聘招考信息，确保全校5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及时收到最新的就业信息，准确把握就业机会。 为了帮助毕业生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西北政法大学在寒假前就采取多种方式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教育引导学生坚定信心，克服浮躁心理，树立“行行可建功、处处能立业、劳动最光荣”的观念，积极到西部、到基层、到企业去就业。一是举办多场就业指导讲座，帮助毕业生认清就业形势，了解就业政策，调整就业预期，缓解心理压力；二是积极跟进国家、地方各类公务员、选调生、村官等招考项目，对学生进行笔试、面试两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应试能力；三是采取领导干部包班、辅导员一对一指导、网络答疑解惑等形式，给学生就业提供参考意见。同时，学校安排专人每天搜集就业信息，通过就业网、手机短信、校内橱窗、班级就业信息员等渠道，把最新的就业信息、招考信息第一时间告知应届毕业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校已经有1000多名学生得到信息后，提前返回校园或在外地就近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人才招聘活动。

　　本报讯（记者 袁超群）昨天下午，市政府聘任了7位参事，至此我市现有参事达到44人。市长陈宝根向7位参事一一颁发了聘书，他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广大参事能够主动谏言、敢于谏言，为西安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市委常委、副市长李秋实参加了聘任仪式。 　　昨天收到聘书的7位参事中，除了孙笃信和金烈钧两位是续聘外，其余5位都是新聘参事。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大机械学院院长卢秉恒， 西北政法大学外语国语学院教授谢立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唐亦功、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导李忠民，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锦奎。接过红色的聘书后，参事代表李忠民说，这份工作既是神圣光荣的，也是全新的，他将与所有参事一起，更加注重理论学习，更加注重调查研究，为西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陈宝根说，2008年西安生产总值将突破两千亿元大关，经济总量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西安的经济总量在继2004年突破1000亿元以后，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就迈上了2000亿元的台阶，这说明西安正处于城市价值加速兑现的重要历史阶段。面对金融危机对西安经济带来的影响，广大参事更应该有所作为。如何履职尽责？陈宝根寄语广大参事四句话。一是知事：重视调查研究，充分了解西安的实际情况；二是想事：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调研情况进行加工，提出建设性意见；三是说事：做到主动谏言、敢于谏言，敢于说真话、说直话、说短话；四是忘事：如果某一意见未被采用，不要耿耿于怀，继续发挥参事作用。陈宝根最后希望，广大参事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为西安社会经济发展、为市民生活水平提高，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附：谢立新教授简介 谢立新教授简介 谢立新，男，1955年2月出生，陕西榆林人，汉族，九三学社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会员。1977年6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1993年至1994年在丹麦皇家教育研究院作访问学者，主攻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期从事专业英语教学，先后承担过高级英语、英语写作、语音、英语国家概况等课程的主讲。在《外语教学》、《人文杂志》、《西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学术专著《国外语言教学方法论研究》等3部；主编教材《新编法学英语教程》、《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等10余部。1997年获司法部“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并多次被西北政法大学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教师。2006年获“西北政法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07年获陕西省政府教学成果2等奖;2008年被聘为西安市政府参事。

（党委宣传部刻录自陕西电视台公共政法频道2008年12月11日）

　　11月22日，西北政法大学举办“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82岁高龄的台湾“司法院”前大法官马汉宝先生，接过了西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的聘书。 时下，“国学热”正在兴起，人们重新捡拾儒家传统，期望寻找到中国人身份认同感的今天，马汉宝先生，早已“经半个多世纪的亲身努力，证实了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法律文明交融的可能”。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56年前，马汉宝（字襄武）教授感于《新约》中的这句话，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思上书屋”。 56年后，这位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前大法官、曾执教于西方多个著名学府、学贯中西的法学硕儒，来到西北政法大学，在“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数百名修习法律的莘莘学子，深情忆及自己的父亲——1912年即任中国第一批法官的马寿华先生。心香一缕，晚近100年来，中国几代法律人之间的传承清晰可见。 以儒家背景深入西方法律文明 马汉宝与他的父亲马寿华，自身就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中国特有之文化现象。 马寿华（字木轩，号小静），是第一批受正规西方法律教育训练的中国人。20世纪初，备受列强凌辱、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在全国几个地方设立传授西方法律的法政学堂，希望培养具有现代西方法律观的司法人员，以备变法之需。马寿华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7岁时由安徽涡阳老家考入开封的河南法政学堂，1910年毕业后，就任河南开封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次年取得律师资格。 马寿华一生在司法界服务达61年，退休时是我国台湾地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而且他还是台湾书画界巨擘，张大千先生的夫人就曾行三跪九拜大礼，拜他为师学画。 马汉宝从小受父亲影响深远。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家住在法租界里的英文区，马汉宝从小的玩伴都是外国孩子，他又受过标准的语法训练，所以英文很好。而父亲为了让他受到传统教育，又送他到国学大师王培荪先生办的小学学习“四书”、“五经”。王先生要求极严，“四书”全部读完，并要写“书后”（即读后感），“五经”虽背不完，但重要的篇章都要读。就这样，他受到了传统儒家的严格教育，生命中从此是儒家的底色。 1949年，在复旦大学读法律尚未毕业的马汉宝随父亲到了台湾，在台湾大学续读完法律后留校任教，此后一生成就斐然，培养了大量法界精英。“思上”的含义之一，于马汉宝是“师法乎上及力争上游”，他一生求学、为人莫不如此。在此信念之下，出身传统儒家的他，又学贯中西，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教法律，为西洋人讲授中国的礼法传统，他也因此在国际法学界盛名卓著，先后受邀至美国华盛顿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等担任教授。 力主中国人“三代同堂” 马汉宝虽受西方法律的严格教育，却终身服膺于孔孟之道，而且一生都身体力行。他和父亲马寿华共同生活半个世纪，“父子恩情逾于寻常”。在父亲去世30年之后，他至今秉承家庭传统，依然是“三代同堂”，和儿孙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也曾感叹“很不容易”，但还是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儒家伦常。他还曾有过想法，建议兴建“国民住宅”，优先配售给“三代同堂者”，没想到后来新加坡还真采取了这种办法，用免税和低价租屋等方式，在全国提倡“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 1982年，马汉宝经蒋经国提名、“监察院”同意，“递补”第四届“司法院”大法官，从此开始了大法官生涯，到1994年第五届任满为止，共参与解释“宪法”与法令30多件。在12年的大法官生涯中，正值台湾社会解除戒严到民主化的时代，他秉持的基本信念是：为了满足台湾转型社会对于基本权利保障实现的高度期待，他愿意通过大法官解释来带动法治的进步。 有论者认为：“马汉宝与他的父亲，以超过半个世纪的亲身生活体验，验证了重视伦常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偏重权利义务的西方法律文化融合的可能。” 11月22日，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马汉宝向学校赠送了父亲马寿华先生的两幅字画。在展开父亲墨竹卷轴的一刻，他提醒在座的法科学生——这些未来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们：“我父亲一生都希望自己的画能有助于世道人心。他想告诉人们，做人要恬淡一些，（在追逐名利上）不要太积极。”这幅墨竹图的题款是“清风高节”。 “我信仰的 我都努力去做” 记者：您今天寄语说希望法科的学子们能恬淡一些，这和现在人们强调竞争仿佛不同。 马汉宝：说到这里，又会说起我父亲。我父亲不像别人把艺术书画只作为自己的消遣。他希望用书画影响他人。他最喜欢画竹子。因为竹子虚心、劲节，往上长。竹子会随着风弯曲，但不会折，“清风高节”也就是比喻说人要如同清风般正直，做人节守要高。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竹是比拟君子的。父亲许多书画题款都是鼓励人做正人君子，平时他最喜欢题的也都是白居易、陆放翁的诗词。 父亲虽然自己做官做得也很高，但他总劝人不要太热衷官场。他做过“行政法院”的院长，也做过“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是对那些没有犯法、但有失“官箴”的公务人员予以惩戒的。他字木轩，过去人们尊称他为马木老，都说马木老的这个字画，挂在家里，那种宁静之气确实是不一样的。 记者：您后来接受的是偏重个人权利义务的西方法律熏陶，但一生中与恪守传统的父亲相处50多年，践行的却是儒家传统。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马汉宝：说到这一点，其实我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但还是不容易。在学问、做人方面一句话就是“重言行”。怕你说的是一套、做一套。必须言行一致。我觉得欣慰的是，我信仰的东西我都努力去做。所以我的学生和我都很好，他们也常常说，我能在学问之外、做人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我也很欣慰。我们父子也都是这样的。 当然我也很幸运，虽然我从小在上海的租界，过的是一种国际化的生活，对西方的那一套很熟悉。但我又受过传统训练，很知道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 记者：二者之间有没有冲突？听说您的父亲一生都穿长衫，家庭如何沟通呢？ 马汉宝：我是尽量来做的。我在国外很多的学校教书，我对外国学生也讲，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在传统的中国，其实礼法一直是不分的，也就是传统的法律与道德不分。我一生都希望把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中真正有价值、穿越时空的东西给外国人讲。“伦理”这个词用英语讲是humanrelationship，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人，都是有人权的，但别忘了，你不能断开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伦常。 说起来也是非常有趣的。我的妻子自幼是在欧洲受教育，懂英、德、法文，但和我结婚时还不会说中文，就要面临三代同堂。当时很多人怀疑我们的家庭能否沟通，可没关系，因为有我做桥梁，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天在一起吃饭，一生相处都很好。而我们呢，说来你们都不相信，结婚50年没吵过架的。 记者：您深受传统儒家的影响，但怎么又是基督徒？ 马汉宝：是的，我和妹妹是最早开始加入老教会圣公会的。然后我影响了父母，当初在确定这个信仰时，因为基督教不让祭祖，我和父亲都是儒家传统，不能不祭祖的。但后来我厘清了这个问题，祖先是人，活着是人，死了也是人，祭祖如果是追思，是没错的。要注意的是，他不是神，是人，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个神。 我对父亲说，孔老夫子都会说“不知生，焉知死”，他没有谈到灵魂，也没有谈到死后，有很多的地方会说到“天”，其实就是“神”的意思。我想，信仰会帮助我们度过此生现世，增加我们的力量，因为人是软弱的，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强大。人因“信”而平安喜乐，有何不好呢？所以后来我们的家庭因共同的信仰而更加和谐。我内人从小是在德国的基督教家庭生活，但后来和我结婚后才信。我们一生彼此相助，做什么都在一起，一直都很好。 记者：现在台湾的传统文化如何？ 马汉宝：台湾的传统文化没断，但还是受了一些影响。我的学生们许多都在大学教书，他们告诉我现在的学生不好教了，所谓的尊师重道也没有了。对此，我是很反对的。到现在，我的外国学生都不敢叫我的名字，我让他们叫我“professor马”。其实这也是伦常。我和妻子都有一个爱好，收集各国的成语，结果发现世界各国的成语里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人们都想“liveabetterlife”，生活好一点，但恬淡一些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生活啊。又比如贪污，如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中国过去的一些伦常教育都是有价值的。

华商报2008年12月6日讯（记者 宁军）“我不承认故意杀人，好好的谁会杀了母亲？”一方是“被告人”声嘶力竭的辩解，一方是“公诉人”义正辞严的指控，昨晚，围绕着一起安乐死案件，西北政法大学的大一学生们用自己的知识和睿智进行了一场观点针锋相对的模拟审判。 昨晚在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模拟法庭进行的一场模拟庭审中，有四五百名学生旁听，“公诉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在法理、情理间展开激烈辩论。虽然只是大学校园内一场模拟庭审，但从“书记员”宣读开庭规则到“法警”带“被告人”入庭，以及“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到“证人”作证……每个程序，学生们都很投入地扮演各自的角色。

　　昨天（23日）下午，2008年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安闭幕。在两天的会期中，来自大陆和台湾的40余位国际私法界权威学者共聚一堂，就两岸国际私法交流现状、两岸司法协助中的非常突出的“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问题以及两岸直航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等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者从主办单位西北政法大学了解到，本届两岸国际私法研讨会已经是第四届，台湾方面嘉宾阵容强大，由台湾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前“大法官”、台大法律研究所马汉宝教授带队。马汉宝教授在22日上午的开幕致辞时特别提到，“希望两岸国际私法学界进一步加强交流，共同推进国际私法的发展。” 　　在随后的专题研讨中，两岸法学专家们则从“两岸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实践”角度广泛讨论了两岸交流中存在的各种涉及法律的问题。武汉大学博导何其生教授对大陆《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进行了评析，与台湾嘉宾探讨了两岸司法协助中非常突出的送达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朱子勤则紧扣“陈江会”新达成的《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做了两岸直航将会面临的法律问题的报告。另外，马汉宝教授还向本届研讨会主办方西北政法大学赠送了其父马寿华（台湾书画名家）先生的珍贵书画作品。

本报记者 江雪 在陈水扁贪腐案中，司法机关能否真正独立办案？陈水扁被抓是台湾民主逐步成熟的表现吗？在一个民主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社会，司法怎样摆脱行政的驯化？“政治献金”和贪污款如何区别？马英九会立法限制“总统”权力吗？ 11月22日到23日，“2008年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这个旨在增进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国际私法研究的研讨会，今年已举办到了第四届。除了来自大陆法学界的专家学者，本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台湾的15名法律专家参加，他们中有台湾法律学界资深的学者，还有台湾的法官。适值陈水扁贪腐案“爆发”，台湾法律学家们的观点也自然备受关注。 如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戏，伴随着陈水扁贪腐案的“引爆”及进展，台湾，正上演着一出民主与法治的“悲喜剧”。无论有人如何批评台湾民主的脆弱以及种种乱象，这次，是台湾民众第一次把卸任的地区“最高领导人”送进了囚笼。这是台湾政党轮替以来民主逐步成熟的表现吗？审判陈水扁，台湾司法能否真正压倒行政的权威、展示人们对法治真正独立的期许？近日，借“2008年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的机会，本报记者采访了来自台湾的部分法学专家，倾听他们的声音，并期由此增进对台湾地区社会法治、民主状况的了解。 卸任“总统”被抓体现了司法威信 也给了台湾一次“秀民主”的机会 记者：此次陈水扁被抓，台湾司法的声望在民众中是不是有所提升？会有一次公开透明的审判等着他吗？ 马汉宝：的确是这样。在台湾也是第一次，卸任的“总统”犯了罪被抓了起来，也算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过去当然也有贪污，但他这次是太明显了。审判应该是公开的，但如今有一些证据还不能公开。 记者：有人认为，陈水扁能在卸任后被收押是台湾民主的一个进步，是这样吗？ 马汉宝：应该是的。民主离不开法治，民主首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卸任的“总统”犯罪，能被抓起来，严格按照法律办，还是很不容易的。司法的威信也体现出来了。当然媒体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在里边洗热水澡，也会有人批评呢。 陈荣传：这次陈水扁案至少给了台湾一个机会，真正“秀”一把民主。把他推上“总统”位置的这个民主制度，原来也会把他送进囚笼。 记者：台湾有位叫李子春的检察官，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检察官，却敢在陈水扁任期内给其发传票。在陈水扁案中，检察官能做到独立办案吗？制度能保障这种独立吗？ 陈荣传：对我来说，台湾的司法始终是值得期待的。我想存在的问题倒不是司法是否独立，而是在独立的架构里，法官、检察官能否受到合理的制约。因为如果司法独立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擅权”的问题。法律人在台湾的这种氛围和教育中，会不会有英雄主义，使司法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我反倒是担忧这个。 法官素质高待遇好 但如果犯错一切都玩完 记者：台湾的“大法官会议”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刘铁铮：台湾最高司法机关为“司法院”，“司法院”系统内有“大法官”、“最高法院”，以及所属的“高等法院”与“地方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其中“大法官会议”是负责解释“宪法”并统一解释法律与命令的。“大法官会议”其实有“宪法法院”的含义，做的是“违宪审查”的工作。大法官并不直接审理民刑事案件，但如果有人认为判决适用的法律“违宪”，就可以要求“大法官会议”作出解释。 记者：大法官是完全独立地审查法律或命令是否“违宪”吗？ 刘铁铮：应该是独立的。大法官的认定过程是很严格的，要“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当然在解释的过程中，大法官们会见仁见智，最后是以多数意见作出解释。现在收到的申请是比过去多了，因为议员可以申请，政府机关也可以申请，但现在申请最多的来源是人民。每年接受的申请会有近千件，但一年受理的可能也就30多起。 记者：法官是很荣耀的职业吗？ 刘铁铮：是的。因为要得到法官的资格非常难。法官都是大学毕业，素质要求很高，另外也都是终身制，要做到65岁，愿意退休才退休，而且待遇也很好，是公务员中最高的。检察官参照法官，也因为能独立，得到大家尊敬，所以法官都很敬业。这次来参加会议的3名法官，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台湾，至少有一半法官有硕士学位。当然少数害群之马也有，但监督的体制也比较完善。如果一旦判刑确定，他们所有的待遇保障就都没有了。 记者：那么，人或者制度哪个更重要？在陈水扁案中呢？ 刘铁铮：其实都重要。在法官的养成阶段，就要告诉他法官的品德要求，如果稍微有一点错，一切待遇保障都没有了。的确，过去很多人对司法体系不是很信任，也有一些作奸犯科的逃掉了。很多人怀疑有人“放水”。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的，但经过十多年下来，现在的法官会有使命感。舆论监督的力量也很大，可以报道任何事情，所以他们都很小心了。 记者：那么，司法的独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刘铁铮：是啊。这是十多年慢慢养成的一个结果。如今司法的预算都是独立的，“监察院”也不能增减。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舆论监督，法官和检察官都不敢、也不需要去作奸犯科。而且因为言论自由，媒体关注得更多，虽然媒体有时也会冤枉人，但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冲撞”不合理的制度 法律人力量越来越强大 记者：在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的前后，台湾社会也有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当时法律人是如何做的？ 刘铁铮：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法律人当然应该主持公道，社会有不公平的事情，他们应该挺身而出。对政府有滥权的地方，他们也应该来辩护，并使得司法公平、快速地审判。这是社会进步必须要做的事情。当时在台湾，也有很多的社会团体为弱势者讲话、为环保讲话的。 陈荣传：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法律人开始持续地冲撞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念法律的人也开始出头，作为政治的精英来讲话。而台湾在日本占领的时期，人们都认为念法律没有用，那个时候都去学医了。到后来，在“解除戒严”前就开始了，念法律的人会去冲撞制度，因为念法律的人有权利意识，要保护自己，要为弱势者说话，后来力量就越来越强大。 记者：台湾的法官、检察官选拔是个什么样的制度？法律教育呢？ 陈荣传：在台湾，法律还是人文学科中最热门的。读法律的都是青年中的精英，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北大学的法律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每年共有大约600人毕业。而全台湾每年会有大约100人考取司法官。在律师考试中，录取名额是参考人员的8%，以今年为例，有6000多人考试，录取了494人。这个考试还是很公平的，比如我也是“考试院”的典试委员会的委员，我会很公正地去做，不会和学生打招呼，是我出题什么的。 我们做法学老师的，也会时时问学生，当初你们为什么会学法律？只要他们心里有一些民主的种子、法治的种子，社会就能更好地进步。 “扁案”表明了政治并不能驯化司法 记者：在台湾，“总统”礼遇有哪些？陈水扁会不会因为被判刑失去“礼遇”？ 陈荣传：根据台湾相关的条例，“卸任总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停止礼遇：包括再任有给（有薪水）公职；犯内乱、外患、贪污罪经判刑确定的；失去“国籍”；移居国外定居。所以，如果陈水扁被判罪确定，肯定会失去相关礼遇：受邀参加“国家”大典，按月得到新台币25万元礼遇金；得到每年大约新台币800万元的处理事务人员、司机、办公人员费用（逐年递减至500万元）；保健医疗；安全护卫8到12人（必要时还可以加派）等。 记者：对陈水扁最长的羁押期限是4个月，如果4个月结束，而案子还未审理完，会如何？ 陈荣传：台湾在早先时候，检察官就能决定羁押一个人，但后来有人提请“大法官会议”解释，认为这是“违宪”的，于是第392号大法官解释令改为“羁押一个人必须由检察官提请法官来决定”。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陈水扁案在侦查中最长的羁押期限是4个月，真正审理的时间会更长，但即使解除羁押，他还会受到一定的人身限制。 记者：陈水扁会因绝食而被交保 （类似于取保候审）吗？ 陈荣传：如果会的话，那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的。现在看来不大可能。 记者：政治一直试图驯化司法，此次，政治会压倒司法吗？陈水扁一直试图把案子朝政治事件、政治迫害上引，能实现吗？ 陈荣传：应该不会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信赖的感觉。正是因为这些年来，司法的独立渐渐不再是问题，才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加入司法的队伍，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司法能吸引更多的精英去加入。如果司法不独立，年轻人也就不会“玩”了。而没有年轻人，台湾的司法就会少了一大块。 民主机制应该能防止权力被滥用 记者：台湾有“政治献金”一说，此次吴淑珍也辩称所谓贪污款是政治献金，请问二者有何不同？ 陈荣传：台湾过去对“政治献金”没有太多限制，现在已经有了。因为选举会花钱，所以选举也可以接受捐款，以“选总统”为例，现在的限制是如果个人捐给候选人，最多只能捐10万，如果捐赠给政党，最多可捐30万。如果是企业捐，给候选人最多能捐100万元，对政党最多捐300万元。 政治献金当然和贪污不一样，因为贪污的是公款，“政治献金”基本上还是私款，但可以做政治上的解读。如果以在政策上“放水”做条件，而做出捐款约定，这肯定是有问题的。陈水扁案中，如果那些钱的确是选举没有用完的，那还可以说是“靠选举赚钱”，但如果把公款比如“国务机要费”、或者“外交费”纳入个人腰包，那就只能是贪污了。 记者：有人议论说陈水扁“出事”，有一个原因是“总统”权力的架构有问题，马英九会不会就限制“总统”权力等方面做出一些努力，以防范此类事情的发生？ 陈荣传：这个没法去预测。但我觉得，其实民主机制应该是能防止这些问题发生的。所以我们会再三地说权力不能被滥用、权力不能傲慢，可陈水扁忘了。陈水扁对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一个最大的警示。陈水扁能在卸任后被揪出来，其实也是因为有这个民主的机制。至于说限制，毕竟他此前的职务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选的时候你要承担多么大的期待！就像这次马英九当选，也是承担着人民太多的期待，这是不能忽视的。所以陈水扁的问题应该还是人的问题，不是机制的问题。

海峡两岸法学专家聚西安 探讨两岸交往涉及的民商事法律问题 　　本报讯（记者 江雪） 两岸直航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涉外婚姻如何适用法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发展如何？中国何时能出现一部统一的国际私法法典？昨日，来自海峡两岸的50多位法学专家齐聚西北政法大学，热烈地探讨两岸相互交往之间涉及的民商事法律问题。 国际私法主要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在经济全球化、两岸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次“海峡两岸国际司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就为两岸法律学界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此次会议邀请了15名来自台湾的法律学者参加，其中著名法学家马汉宝教授是我国台湾地区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台湾地区前大法官，也是传承源远流长的法律学人，他的父亲马寿华先生于1911年就开始担任中国第一批法官之职。在昨日的大会上，马汉宝教授作了题为“台湾地区国际私法的研究现状与展望”的专题发言。 中国国际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我们急需一部统一的国际私法法典。如何产生中国第一部国际私法法典？昨日的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教授以及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翰教授，都分别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大陆国际私法的发展，并呼吁尽早开展国际私法法典的制定工作。